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哪些群体收入将受到影响？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密集发布多个涉及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磅文件。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根据文件提出的新政策，科研人员、高校教师、医务人员等群体的收入未来将发生较大变化。

从文件的改革导向看，未来科研人员将迎增收“大礼包”——科研人员的基本工资将稳定提高，绩效工资分配激励力度将加大，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将提高，经单位允许可到企业兼职;高校教师收入渠道增加——高校教师可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经所在单位批准，可开展多点教学并获得报酬;医务人员薪酬将适度增长——推进薪酬制度改革，加强对医务人员的长期激励，建立以公益性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机制，薪酬在保持现有水平的基础上实现适度增长。

此次改革剑指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当前，我国科研人员的实际贡献与收入分配不完全匹配的问题较为突出。“此次出台改革方案就是中央在收入分配调节方面的重要文件，主要是针对基本思路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构建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科技成果转化性收入的三元薪酬体系。”科技部副部长李萌指出，“三元薪酬体系确立了增加知识价值分配的导向，目标是要在全社会形成知识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者能够得到合理回报的良性循环，因此具有导向性。”

专家表示，虽然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但与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仍有较大距离，存在的问题仍然突出。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仍明显偏高，城乡居民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不合理收入差距仍然明显偏大。特别是，我国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水平难度很大，成为制约缩小收入差距的主要难点。

专家指出，当前，我国低收入群体主要包括劳动密集型中小微企业职工、非正规就业劳动者与农业劳动者。前者全国大约涉及上亿人，后者涉及约1.6亿人，两者合计接近3亿人。由于他们所在用人单位或所从事产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都明显偏低，易受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冲击。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将面临更多生产经营困难，其收入的提高将受更多制约。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从高速转为中高速，过去被经济高速增长所掩盖的一些收入分配问题可能会在这一阶段集中暴露。因此，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迫切需要树立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紧迫意识，深刻认识到只有加快改革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缩小收入差距成果并达到预期目标，否则就会前功尽弃，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

“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如何构建

日前，大型招聘平台58同城招聘针对收入过万的城市服务行业进行专项调查，结合58同城招聘后台大数据，发布了2016城市服务业高薪榜。位列前十的高薪职位分别为按摩师、健身教练、月嫂、汽修工、美容师、空调安装工、快递员、送餐员、司机、厨师。其中收入最高的按摩师月薪达17669元，而随着健身热席卷，健身教练以15225元的平均月薪位居第二。

这一统计数据表明，在市场经济下，供需关系决定市场价格，部分城市服务行业薪资高涨。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一些细分领域用工需求激增，以“蓝翔”为代表的专业技术学校早已从网络红到了现实中。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建立以知识和技能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题中应有之义。

今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收入的实施意见》，部署对重点群体实施激励计划，带动城乡居民实现总体增收。近日，随着《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印发，“三权分置”成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为农民增收提供了制度保障。

这些最新的文件和部署，是当前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深化改革，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收入分配制度的缩影。

在业界专家看来，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机制过程中，坚持“提低、扩中、调高”的改革思路和方向，使收入分配向“橄榄型”结构发展，成为改革的重要方向和目标。其中，应如何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缓解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考验着政策制定者的智慧。

在再分配领域，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二是出台多种惠农政策，如实行种粮补贴政策、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等，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三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确保困难群众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这些措施对于缩小收入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

未来应进一步加大再分配政策调节力度，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对此，专家建议，在薪酬方面，建议启动低收入群体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政策研究，切实抓好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工资调整及其他相关改革;

社保方面，继续健全社保体系、扩大覆盖面、逐步缩小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退休金差距，做好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等工作，研究如何扶持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财税政策方面，建议逐步适时提高公共财政支出预算中民生支出占比下限，逐年降低公共财政支出中“三公”经费预算控制线。

同时，要完善个人所得税，细致研究制定房产税、遗产税等，逐步强化对居民财产分配关系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