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6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局部火爆,引发了民众的广泛关注和一系列奇特说法,这些说法从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但却在国内媒体和民众中间得到了广泛传播,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和认真对待。
关于中国楼市的三个奇特说法
说法一:中国六个城市加起来房地产市值已经超过美国,北、上、广、深的房价已经比纽约还高。
撇开收入从绝对房价看,这一说法目前还不是事实,纽约曼哈顿区的新公寓售价接近每平米10万美元。暂时还不能说京沪的绝对房价是全球最高的,但如果继续快速膨胀,那么赶上甚至超越纽约、旧金山的房价似乎也只是迟早问题。
考虑到中美大城市居民的收入差异,从相对房价看,京沪深从收入房价比看,很可能已经排在全球大城市中相对房价最贵城市的前列。
如何看待这种惊人的变化?也许有两个视角,一个视角是中国的现状是:在大都市化、城市群和新型城镇化三条路径中,仍继续走在大都市化的路径中推动了人才、财富、创新向京沪深持续集中。
另一个视角是京沪城市在自身城市布局中的失衡,核心区建设和行政区划反差过于大。这两个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极其繁华的大都市核心区。
由于大都市化,教育、医疗、资讯、资金等资源,官学商精英群体,央企和金融机构总部及其带来的就业资源等,几乎都集中在京沪深。将如此之多的财富和如此之多的人口集聚在如此狭窄的空间,此类地区的房价居高不下并不令人惊讶。
目前,中国内地这些重点城市已经表现出非常蓬勃的内在活力,在这些城市出现核心区房价和居住成本飙升是难以避免的。
说法二:房地产中介散布虚假信息、制造谣言,然后垄断并推高房价。
尽管许多地方政府对地产中介有居高临下的批评,但这些批评经不起太多考究的。一是很少有中介机构介入新房销售,而是集中于二手存量房交易,如果将新房涨价归结于中介,有些难堪。
二是中介的盈利冲动主要源自推动交易,而非推高房价。因房地产中介服务于买方和卖方两个市场,并且几乎没有房地产中介能够在区域市场形成垄断,尤其是对房源的垄断,因此,房地产中介对二手房并没有价格上的决定权,他们是交易的参与和推动者,无法偏向于买方或卖方中的任何一方。其对促成交易收取佣金的兴趣,远远大过了高价售房。
三是所谓中介机构的加杠杆行为。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房地产中介推出一些如加成贷、过桥贷、赎楼贷等金融工具,帮助推高了房价,同时增加二手房购房者的金融杠杆等等。但是上述做法经过央行和银监会的整顿后,在今年7月末8月初,中介机构的二手房金融服务基本被叫停。
在重点城市,二手房上半年交易量比新房交易量和交易金额要更大,是万亿规模级的,其中二手房中介(包括一些中型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二手房加杠杆融资规模都很小,除了“平安好房”可能接近千亿之外,其他中介机构为二手房交易者提供加杠杆资金的能力有限,大概只有几百亿,不足以对市场造成显著影响。
因此,从市场地位,利益驱动和加杠杆能力来看,全国新房及二手房房价在重点城市、重点区域的上涨和中介机构并没有明显关系,部分中介所散布的一些舆论信息倒是有可能对市场带来了一些扰动,但也无关大局。
说法三:房价上涨损害了实体经济的竞争能力。
这一说法由于华为的生产基地迁出深圳而得到了广泛传播。但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和实体经济,尤其是传统制造业的竞争能力之间很可能并没有密切关系。
我们可以从三个视角来观察高房价大都市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联性:一是房地产是否吸纳了较多流动性,导致实体经济融资困难?二是房地产是否驱使实体经济无心主业,转而进入房地产?三是房地产是否推高了工业用地成本,从而增加了实体经济的负担?
从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资金分流情况看,我们大致的判断是,尽管引导资金脱虚入实的效果并不理想,但流入房地产资金的增加,目前并没有导致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局。
央行的统计显示,2016年前三个季度,企业的银行存款增5.1万亿,贷款增5.3万亿,尽管实体经济财务状况持续改善,PPI逐渐转正,但总体上企业存款增加较多而贷款意愿不强。房地产升温和实体融资需求不旺并存,尚未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
高房价所诱发的资产泡沫总是令人苦恼的,但宏观政策的选择也总是只能诸害相权择其轻。
所以总体上来说,我们对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要抱有比对高房价更加谨慎和警惕之心。建立楼市长效调控机制,引导楼市软着陆,避免局部楼市投资过热引发系统性风险,应当仍是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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