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俄媒称,英国脱欧公投可能造成最严重的不确定后果。随后还有美国和德国大选,这同样可能令欧洲大西洋(地区的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并增加风险。对俄罗斯而言,欧盟和美国即将到来的动荡期将是“新常态”。
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清楚俄能在何种程度上构建“亚洲替代品”。
普京访华成为俄两年来“向东转”政策的高潮。
俄罗斯《导报》6月28日发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亚太地区的俄罗斯”项目负责人、中国问题专家亚历山大·加布耶夫的文章称,俄精英对“向东转”的感觉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失望。除少数人外,真正热衷于将中国作为西方替代品的人显著减少。俄官员和商人发现,与中国人打交道是困难的,不能期待迅速取得成果,同时又不十分情愿为与新伙伴的友谊而改变已形成的办事习惯。重要的是,精英们至今没有决定新友谊究竟是什么:是与西方游戏的一部分还是具有独立价值的战略。中国也不完全清楚,俄究竟有多真诚地希望构建深厚关系,还是只不过在与西方讨价还价时打“中国牌”。
文章称,对“向东转”产生失望感是因为期望过高。许多官员和寡头在2014年春天后相信任何制裁对俄罗斯而言都不可怕,尤其相信与中国的伙伴关系,随后开始用期望值来衡量进展情况。但现实生活常常告诉我们,期望过高就会落空。不过,将其归罪于“阴险的中国人”是没有道理的。在过去15年里,俄并不重视亚洲和中国,只有在与西方出现问题时才对其产生兴趣,否则根本不会关注。
“向东转”不单是为时已晚,并且它始于风暴之中,伴随着所有可能的不利因素。原料价格下跌和中国经济放缓着实冷却了中国对俄地下资源的兴趣。制裁降低了中国国有银行对与俄开展业务的意愿。俄罗斯游戏规则的不断改变和并未显著改善的投资环境没有令中国增添对俄投资的意愿。
文章称,转向中国的步伐正在进行。俄中的相互依赖正在加深。但依赖是不对称的:中国对俄的依赖远低于俄对中国的依赖。俄将越来越沦为中国的“小弟”。
俄罗斯官员和专家经常强调,俄不是中国的“小弟”,可见这一问题令其十分纠结。关于“大姐”角色的创造性定义(身体更孱弱但在家庭中十分重要的女性,需要被关心)令这一不安情绪更加严重,以至于对平等的追求暂时取代了关于主要问题的务实讨论:如何从与该伙伴的关系中冒最小的风险获得最大的好处?中国领导人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与美国靠近后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没有进入全球经济并在其中赚钱,而是煞费苦心地思考如何不当美国的“小弟”,那么中国的奇迹也就不会发生了。
文章称,当中国的“小弟”,这不过是个头衔,不具有任何实质意义,问题在别处。
没有国家和企业的刻意努力,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将更多地按照中国的条件存在。中国的双赢构想完全不是俄罗斯所理解的那样。这不是“50/50”的交易,而是“99/1”到“1/99”之间的任何交易,具体比例由具体因素和玩家的谈判能力决定。如果每一卢布当中你的好处是1戈比,而伙伴得到99戈比,那这是你的问题。如果倒过来——那么交易就做不成,1戈比都别想赚。随着俄罗斯与中国拴得越来越紧,交易的比例将愈发向对俄不利的“1/99”倾斜。
文章称,要想实现“50/50”的双赢,俄需要先完成家庭作业。不进行结构性改革和不改善投资环境,俄就不可能和中国做成好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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