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的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比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深。但决策——特别是央行决策——仍在国家层面进行并且只考虑本国,这已不合时宜。现在难道不是反思全球货币(无)体系的时机吗?
特别是,难道单一全球央行和单一世界货币不是比我们的令人困惑、效率低下并且早已过时的国家货币政策和货币“大杂烩”更有意义吗?
如今,科技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几乎人手一台的移动电话已经让共同数字货币无疑具备了这一可能。不管全球货币的思想是多么牵强,想一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打破金本位也同样不合情理。
当前的体系风险高、效率低。不同的货币是旅行者的大麻烦,他们总是带着一大把不能花的外国硬币回家。全球企业也将时间和资源消耗在基本毫无用处的货币风险对冲上(只是肥了作为中介的银行的腰包)。
摆脱国家货币能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好处。货币战争风险以及它们对可能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定价将更透明,消费者能够察觉反常(通过他们的手机),获得最佳交易机会。此外,单一货币消除了外汇交易和对冲成本,将让停滞的世界贸易重焕活力,改进全球资本配置效率。
简言之,现状是过时的民族国家时代的副产品。全球化已经降低了全球经济的维度,世界中央银行的时代已经到来。
做梦。单一世界货币事实上既不可能,也不可取。
在理想情况下,中央银行应该独立于政治影响,但它仍受到全体人民的问责。它们的合法性来自成立它们的政治程序,植根于它应该服务(以及让它们获得权威)的全体公民的意愿。
谈央行历史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也表明,民主授权的合法性只可能在民族国家水平上实现。在超国家层面,合法性仍大有问题,欧元区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唯有欧盟主权通过民主选择压倒组成欧盟的民族国家的主权,欧洲央行才具备成为欧元区唯一货币当局所需要的合法性。
当让跨大西洋或跨太平洋货币当局获得同样的政治合法性是无法想象的,更不用说全球货币当局了。国家间条约能够协调管理商业和其他领域的规则。但它们无法将主权让渡像央行这样的权力机构或像纸币这样的强制性象征。
央行合法性在干系最大的事情上最重要。客气地说,日常货币政策决定根本不会引起群众的兴趣。但对于(人们希望)的不太频繁的对货币当局的需要——作为商业银行甚至政府的最后贷款人,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我们在近几年中看到,这些干预可能决定着是金融混乱还是金融崩溃,是仅仅是紧缩还是衰退。而只有央行,以及它们自由创造自身负债的能力,能够但起这个责任。
但央行在这些情况中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阻止破坏性挤兑还是鼓励道德风险,这些决定既有技术性,也有政治性。最重要的是,它们的决定的合法性植根于法律,而法律本身是民主意愿的表达。
援助这家银行而不是那家银行?购买主权债务而不是州和海外领地(比如波多黎各)债务?尽管在超国家层面决定这样的问题在理论上并非不可能,但在现时代的操作性很低。合法性而不是技术才是央行的货币。
但单一全球央行和货币必将惨败(不管其经济理由多么充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决策者没有责任解决因为全球货币体系分散而带来的挑战。而这意味着巩固全球多边机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可靠宏观经济政策的裁判官和阻止竞争性货币贬值的保护者的责任应该加强。大经济体的财政部和央行应该做出共同承诺,让汇率由市场来决定。此外,如印度储备银行行长拉詹(RaghuramRajan)最近所指出的,IMF应该支持因为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而可能面临流动性危机的新兴经济体。
类似地,更加全球化的世界要求所有行动方都承诺改善基础设施,以确保资源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高效流动。
在这方面,世界银行在其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基础资本金应该根据所要求的2,530亿美元增加,以帮助新兴经济体融资投入高速公路、机场和其他各种设施。
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多边支持不是当前货币安排下唯一的复兴全球贸易之道。我们在过去七十年中充分证明,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也能起到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农业和服务业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也是多哈回合的设想。
全球金融稳定也可以在当前框架中得到加强。所需要的全部无非是协调、透明、易于理解的规则和监督。
对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来说,完美——无法实现的单一全球央行和货币——不应该成为善的敌人。致力于已有的方法,也绝对能够改善我们的政策工具、提振全球增长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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