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衰退的阴影

　　美国和欧洲仍生活在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元区危机的阴影之下。更好的政策本来是否能避免这一结果;如果能，会是什么政策?

　　复苏正在进行，但程度有限。受危机影响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变动现在几乎普遍为正值。但GDP仍远低于根据危机前趋势预测的水平。在多数情况下，增长尚未恢复如初，主要是因为生产率增速下滑。在欧元区，今年第二季度的GDP仍低于危机前水平。在受危机影响的欧元区成员国，回到危机前的产出水平仍遥遥无期。他们将遭遇“失去的几十年”。

　　从23个高收入国家的样本出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教授劳伦斯•鲍尔(Laurence Ball)总结称，潜在产出损失大小不一，从瑞士的零到希腊、匈牙利和爱尔兰的逾30%。他总结称，总的来看，今年的潜在产出将比根据危机前趋势预测的低出8.4%。他指出，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所带来的破坏性大致相当于损失整个德国经济。

　　鲍尔教授以及最近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安东尼奥•法塔斯(Antonio Fatas)和哈佛大学(Harvard)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所做研究的主要结论是，潜在产出的估值在跟随实际产出。这表明，滞后作用——过去经历对后来表现的影响——非常大。造成滞后作用的可能原因包括：长期失业对于就业能力的影响;投资放缓;金融业支持创新的能力下滑;以及动物精神的普遍丧失。

　　今年，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U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詹森•弗曼(Jason Furman)提出了危机后投资水平低下的影响：在危机结束后，投资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降至很低的水平(见图表)。这一点在美国很明显，实际上其投资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的估计值为负。

　　滞后假说没有得到一致认可。危机后产出长期滑坡至少还有3种其他解释。

　　首先，有人辩称，信贷热潮使得危机前对潜在产出的估值远远高于可持续水平。对这种观点的一种反驳是，信贷扩张对资产价格的推涨作用远远超过对实际支出的促进作用。前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主席阿戴尔•特纳(Adair Turner)在他的著作《债务与魔鬼》(Between Debt and the Devil)中阐明了这一点。对这种观点的进一步反驳是，这混淆了债务对需求结构的贡献与其对整体供应的影响。

　　危机后产出滑坡的第二种解释是新技术对产出的影响被低估。然而，即便确实如此(这是可能的)，它也无法解释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生产率增速为何大幅下滑。在英国衡量新技术影响的难度也没有相对于美国突然上升。英国是生产率增速受到危机后经济放缓的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而美国是这些新技术的发源地，生产率放缓却相对不严重。

　　最后一种解释是生产率增速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就放缓了。在美国，事实似乎确实如此。但其他地区则不那么明显。

　　总的来说，滞后假说非常强大。这就是避免大规模危机并对任何危机做出有力回应、以将经济影响降至最低如此重要的原因。否则，这种恶性循环可能会对趋势造成永久性破坏。

　　这进一步提出了两个问题：此次危机的负面效应本来是否可能更小?危机能否逆转?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必然是肯定的。但这需要更有力的财政和货币回应，以及对受到破坏的金融机构进行更大规模重组。特别的，欧元区本应做的更好。然而，即便是现在，欧元区也缺乏这种意愿以及所需的机制。

　　至于产出水平下降和增速滑坡能否逆转的问题，答案必然也是肯定的。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人均GDP就重回延续1929年之前趋势所应有的水平。遗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的财政刺激充当了当时的政策救世主。它无法在和平年代复制。即便如此，回到危机前的增速趋势至少是可能的。对需求的大力支持加上对长期供应的投入(特别是通过加大公共投资)将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

　　还有证据表明，衰退加剧对繁荣有长期影响。一个结论是迅速采取措施恢复需求至关重要。另外，证据现在明确显示，高收入大国拥有采取果断行动的政策空间。不管很多人曾在2010年说过什么愚蠢的话，他们根本从未面临变成希腊的危险。美国甚至欧元区本应做出更大胆的回应。

　　经验表明，还有一些事同样重要。或许我们很难避免危机，但让危机只以小规模、低频率发生至关重要。金融危机会导致严重衰退和长期放缓，部分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害怕做出足够有力的回应。因此，我们必须加强金融监管。问题只是加强监管的方式是否正确。